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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间丨高峰：北京大杂院，造反一家子
高峰，1956年生于北京，高中毕业先后做过下乡知青、食堂厨师、印刷工人。1978年考入北京第二医学院，后做儿科医生6年。1989年辞职经商，担任过外国公司驻华首席代表、民营上市公司首席执行官。现已退休。
原题
瞧这一家子
我小时候住在一个大杂院里，三十来户人家，百十多口人。大概是在文革前一年，我们院子里搬进来一家人，是刚刚从农田里迈进城市的那种人，贫穷、淳朴、厚道。就是这样一家人，后来蜕变成为一代天骄，带动起几十户居民的大革命，把我们这个大杂院搅动得天翻地覆。
新邻居姓邵，四十岁上下年纪，夫妻俩带着五个孩子，清一色的男丁。我们管二位新街坊称呼邵大爷、邵大妈。
邵家给街坊们留下的唯一印象就是穷。邵大爷在北京城里做事，邵大妈和五个儿子原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放弃了乡下的土地进城来，成为了城市人，可也和贫穷更牢牢地粘在了一起。 在乡下他们或许也是穷，可至少有房子住，有粮食吃，有边边角角的地方可以种瓜种豆，可在城市里，就是喝一口水都要拿钱来换。
他们一家七口挤住在一间十几平米的阴面房里，进门迎面是一铺大炕，左手靠墙有两个木箱，落地有一个矮脚桌，几只板凳，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
他家唯一值钱的东西是辆自行车，城里罕见的那种材料结构。车架是自来水管焊接而成，挂满了铁锈，后座架是一般式样的加倍大，用四根钢管支撑着。后来，我们发现了这个钢铁后座架的特别功能，载货。
邵大爷是一家制鞋厂的工人，收入微薄，无法维持一家七口的吃喝，于是，他会带回家来很多加工活补贴家用，敲铁钉、砸气眼、编皮网……这辆铁骑就是往返的“货拉拉”。
住进大杂院没多少日子，邵家很快成为了大家的扶贫对象，尽管家家都不富裕，可邵家的日子是稳定的贫瘠。帮钱帮物做不到，但是支援一些时间和人力是可以的。于是，邵家的加工活成了院子里所有大人孩子的“顺带手工”。
邵家的屋子狭小得转不过身，所以做加工活多是在院子里进行，那张矮脚桌就是工作台，它永远摆放在邵家门口。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情景，过往的街坊四邻多会在矮桌旁坐上一坐，和邵大妈拉上几句闲话，嘴里说着，手上也不闲着，敲铁钉没啥技术含量，就是把弯钉子敲直，看一眼就会，帮忙敲上几个也算是邻里间的一种温情。
邵大妈没什么回报大家的，感激的客气话是永远挂在嘴边的。
邵家五个儿子，最大的大概有十四五岁，余下的顺肩膀排下来。俗话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这五个如狼似虎的小子每次开饭前就端着碗守在蒸锅边，即使是吃饭限量，也要把那个窝窝头早一分钟抢到碗里，窝头瞬间入腹，倘若有口菜汤喝，邵大妈绝对不需要刷碗，虎狼们会把碗舔的干干净净。
记得有一次邵大妈的爸爸来了，家里蒸了白面包子，六个男丁端着碗站在灶前排队等着揭锅，姥爷排第一，五个小子顺序。姥爷的碗里盛着半碗凉水，“吃包子沾凉水，这是个什么吃法？”我们很是好奇，长大后有了一些生活常识，方知道，原来凉水可以让食物不烫嘴。
邵家大小子下巴上有一颗黑痣，上面还长着几根黑毛，我们都叫他一撮毛。他极不喜欢这个绰号，放狠话，谁叫就揍谁！可我们照样喊，你比我大，可我家有哥哥，谁怕谁？！
邵大爷是个看上去默默寡言的人，早出晚归的，晚上回家也闲不住，把老婆孩子白天做下的手工整理包装都是他的事儿。还有一道非他不可的工序～验查质量。敲钉子的活儿问题不会太大，可是“砸气眼”却是个技术活，就是皮鞋上穿鞋带的那个孔，是铁环压制而成的，邵家的加工活里就有这道工序。孩子们初上手，常常会出错。有一次，我们几个半大孩子乒乒乓乓干了一大堆，没几个合格的，据说邵大爷返工抠饬了半宿，指甲都劈了。可他一声不响，没有半句埋怨。
一年来的时间过下来，邵家和街坊四邻处得蛮和气。
1966年来运动了，大杂院里揭开了阶级斗争的盖子，一起住了十几年，才知道原来和和气气的街坊四邻竟分属于敌对的两个阵营！三十来户人家里，有几家属于黑五类，有几家属于根红苗正的无产阶级，大部分属于中间阶级。黑五类必须服从于无产阶级的监督，中间阶级必须好好表现，争取被革命阵营接纳。
街上有了红卫兵，院子里有了积极分子、有了儿童团，邵大妈有着从里到外的红色成分，成了积极分子们的当然首领，斗志昂扬地宣告大杂院里的革命行动要成为社会上红色风暴的一部分。她不负众望地快速和外面的红卫兵接上了关系，亲自引着红卫兵走访了院内每一个黑五类家庭，勒令他们交代罪行，缴出剥削来的财产，对不老实的酌情予以处理，包括但不限于抄家、批斗、劳动改造。
一位傅作义手下的起义军官被约谈了，一个反动官僚的家属被斗争了，我家属于资本家被抄没了……
邵大妈召集所有人开大会，宣扬造反的精神，要老街坊们揭发检举那些阶级敌人的黑历史，“你们被他们蒙骗了好多年，现在是你们倒打一耙的机会。”于是我们那个大杂院的墙壁上，出现了数不尽的大字报，其中就有检举我家的。
我的母亲被勒令当着街坊们大声朗读大字报，回答那些不着边际的质问。
“你的公公是不是逃到台湾去了？”
“你家的财产是不是藏匿起来了？”
“你是不是仇恨文化大革命？”
我的母亲面对一切质问，只有一个回答，“我们从来都听党的话！”
妈妈私底下告诉我：“他们这是圈套，无论我怎么回答，都是错的，你认同就是反动，你反驳就是与人民为敌，只有说听党的话，才永远不会出错。”
我惊愕不已：“那个大字不识几个的积极分子邵大妈，会有这样的阴损智慧？！谁教她的？”
“好，需要学；坏，是胎里带的。”妈妈告诉我。
在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下，邵家全员都跳动起来。一撮毛当上了儿童团长，四个兄弟是连排干部，院子里的二三十个半大孩子都成了他家的兵，一撮毛不允许下属们再喊他的外号，谁喊就开除谁。这招儿真好使，所有马仔同一时间无视了自家老大的毛发错位，众口一辞地喊他团长。
邵团长挺敏锐的，有计划地安排起巡逻站岗，阶级斗争形势很严峻，说不定哪个坏人会拼死一博，杀人放火撕红旗。
一群孩崽子每天戴着红袖标，拿着长短不一的棍子（作为红缨枪），在院子门口站岗放哨，盘查一切进出的人，当然，重点盘查的是我们几个黑户的人。而且那些问话颇具有侮辱性，管女人叫“破鞋”，管孩子叫“崽子”，“菜包子”是对一切坏人适用的统称……昔日里在一起嬉闹玩耍的小伙伴，一夜之间成了侮辱人的人与被人侮辱的人。
那时，我挺怕他们的。每次出入，都要在心里一万遍的嘱咐自己：“骂什么都接着，忍着，这个世道现在是他们的。”
记得一次我出去买劈柴，出去时提的口袋是空的，回来时是满的，那些个儿童团员就命令我把劈柴倒出来，一块块检查后才放行，他们是怕我转移财产！那个场景多少年都刻印在我的心里，不过以后我常常会因此笑起来，转移财产也得是从家里往外倒腾啊！连资金流向都没搞明白，还跟踪监察？这智商有问题吧？
我被儿童团员打过。一日，七八个人无端闯进我家，翻箱倒柜的，当时我和哥哥在家，觉得这几个孩崽子也欺人太甚了，遂争辩了几句，换来的是迎面一皮带，至今我还记得那个打我人的名字。
多少年了，我一直都在想，平日里看上去都挺平和的人，为什么在某一时刻会显露出凶相张狂呢？大概是每个人的基因里都有着某样劣质的元素，有着骨子里不为人知的恶，那就是唯我独大。在社会道德的拘礼下，那个劣质的东西被压抑着，一旦社会没有了公平道义，一切顽劣的本性都会张扬出来。
那时节，我还有一怕，那就是半夜里的砸门声，一有这个动静，我就知道，又有哪家涂炭临头了。我家被夜袭过两次，外面的红卫兵冲进我家飞行稽查，我们对这些带着红袖章的人是何方神圣全然不知，但是唯有老老实实俯首接受一切盘查，因为带路的人我们熟悉，不是积极分子大妈就是儿童团员。
在后来的很长时间里，我对“给敌人带路”这个行为的认知是混乱的。英雄王二小给鬼子带路，把敌人引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电影《平原游击队》里的老地主给鬼子带路，破坏了乡亲们的地道；邵大妈给红卫兵带路抄街坊的家……
邵大妈们对大杂院里的监控管理是无处不在的。
我的一位姥姥就曾经历过这么一档事，姥姥与我家并无血亲，是我母亲旧时的邻居，穷人，靠给人家当保姆讨生活。文革打倒剥削阶级，也让当保姆的丢了饭碗，无家可归的姥姥投奔我妈来了。一进院子，就被有高度警惕性的儿童团员扣押了，于是姥姥被解送到了团长家里，邵大妈母子对此事高度重视，认定是阶级敌人在搞串联。突击过堂，妈妈是主审，儿子是书记员，从家庭出身调查到过往履历，结果发现被审问者是个纯纯粹粹的无产阶级。
我的那位姥姥还是个智勇双全的无产者，她快速地修订了主意，表示不再投奔黑五类外甥女了，坚定要加入邵氏大家庭：“咱们才是一个阶级的亲人，我就跟您这儿过吧！”话说着就起身拿抹布擦桌子，搞得邵大妈几乎吓死过去，这家伙，凭空多出一张嘴来，这搞革命啥都没落着，回头把一个流浪无产者再砸手里，哪儿说理去？她恭恭敬敬地把我家姥姥送到了胡同口，拉着姥姥的手千叮咛万嘱咐，“拜托您，千万不要再回来了！”这是天下略微太平些后我们才知道的。
近几年，北京朝阳大妈因为检举揭发坏人有功而再度将“小脚儿侦缉队”的美誉放大，一时间在京城里传为妙谈。我颇不以为然，心里说，其实这个红色组织几十年前就已经根植在基层了。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我们大院，居民不知道政府为何物？军队为何物？派出所为何物？大家只知道邵大妈，她代表一切党派组织。过往和气弱小的邵大妈一夜之间，变成了正义凛然的判官，她的手里攥着我们的生死；过往一贫如洗的邵大妈须臾之间拥有了无限，她变成了指点江山的皇上，大杂院里上百人的荣辱由她分配。
后来社会上曾经有过“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的大讨论，我是坚定的“奴隶创造历史”派，并且无数次地拿邵大妈作为正例来支持论点。尽管被好多人不齿，但我就是痴念不改认死了这个理儿。
邵大妈整日里忙于革命，自然就荒疏了自家的活计，那可是她家吃饭的根基，咋办呢？
恰巧院子里有腾退出来的空房，邵大妈把手工坊开到了那里，于是就涌现出了好多义工，那些钟情公益的家庭妇女们每天都会抽出个把小时来工坊里闲坐，和老姐妹们一起说说笑笑，也顺带手的敲上一盒钉子。
“捎带手的事儿，帮忙给革命干部分减后顾之忧，在延安根据地就是有光荣传统的。”她们如是说。
说几句邵大爷。他的爸爸是苦大仇深的贫雇农，他自己是工人阶级的一份子，毫不费力的，他的纯朴基因被“造反有理”的革命口号唤醒，沉睡数年的他变成了一头雄狮。他加入进了打碎一切旧势力的先锋队，可他把打碎误解为使用拳头，于是频频参与武斗，而且每回都是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他是攥锄把子出身，根本没有受过任何的战争训练，哪里懂得怎么打仗？终因是骁勇有余、善战不足，经常被敌方打得头破血流，最严重时整个脑袋被绷带裹着，只露出来一只眼睛，看着真让人敬畏。
后来呢？后来社会有序了，他的抛头颅撒热血被定义为打砸抢，他被归入了犯错误的人，一度挺迷茫的。 我猜他得迷茫后半辈子——我一直跟着“号召”走，错在哪里了？！
邵家人的风光过去了，我们这些孩子又聚到一起玩耍，又喊邵团长一撮毛了。可孩童的嘴是没有把门儿的，时不时的，我们会提起打砸抢，这可触到了邵家的疼处，于是邵大爷邵大妈联手出击，找到我家大人理论。运动把邵大妈一家磨砺出了韧性，他们知道，即使是他们的风光已经过世了，但是那造反的余威还可以抖擞不少年，他们求助派出所警察前来断案。我还记得那个警察对我妈说的话，冷冷的：“黑五类要想翻案也得革命群众说了算。”我妈吓坏了，“我们怎么敢想翻案？我们从来都听党的话。”
后来，我家搬离了那个大杂院，我们全家在心里念着阿弥陀佛：“可躲开了，那个钟情造反的一家子，真是惹不起！”
经历过更多世事风雨后，我慢慢咂摸出这样一个道理来——邪恶能够得逞，绝不是靠一两个人的伎俩，而是有千百万人合力的结果。四人帮搞了一场文革，害了不知道多少人，我恨他们。可这种恨没有那么的具化真切，因为侮辱我、祸害我的，是身边那些为作恶协力的普通人，没有那样一群孽孓，四人帮的皮带抽不到我身上。
我把这篇回忆给发小儿看，他开玩笑说：“你把邵家的大红大黑写得这么直白，小心他家有权势的后人看了，收拾你！”我坚信不疑地断言：“那不能够！他若是个好人，不会介意我陈说事实；他若是个坏人，也做不了共产党的官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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